在ESG备受关注的当下,鲜有人知道ESG这一概念是2004年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以下简称UNGC)等机构首次提出。

2000年成立的UNGC,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组织。成立伊始,UNGC就要求加入会员的企业强制披露“进展情况通报”(Communication on Progress)。

“具备应对气候变化韧性的企业能够更快恢复并在新的环境中夺得先机,从而积累有力的竞争优势。”不久前,UNGC发布的报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加速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企业“碳中和”目标设定、行动及全球合作》显示,截至2022年10月12日,全球已有3821家企业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其中1399家企业作出了明确的净零承诺。中国内地已有71家企业承诺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设定减排目标。根据科学碳目标倡议,企业需确保到2050年将碳排量在2020年水平上减少至少90%。

“面对全球加剧的气候危机,减少碳排放是关键。企业作为减排行动的重要执行者,纷纷积极行动,制定迈向碳中和的行动目标和解决方案。”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亚太区总代表刘萌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ESG是一种工具、手段和途径,需要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盈利,同时为社会环境创造价值的目标。

《21世纪》:UNGC发布上述报告提到的企业碳中和和净零排放两个概念该如何区分?

刘萌:当我们听到碳中和的时候,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二氧化碳。那么碳中和它自身的定义,就是在规定时期内,人为的二氧化碳移除与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能够相抵消。

净零排放的涵盖面更广,如果换一个词来讲其实就是温室气体中和。它的排放范围不仅仅只包括二氧化碳,还有甲烷以及氧化亚氮等其他主要温室气体。当我们谈到净零排放的时候,就指所有的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当中的与我们人为将这些温室气体移除的能够相抵消,从而实现真正的净零状态。企业实现净零排放,就意味着已经实现碳中和。对于企业来讲,净零排放是更大的挑战和目标。

《21世纪》:为推动落实碳中和目标,企业在内部运营环节和全价值链需要做些什么,二者有何侧重?

刘萌:当我们讲到企业内部运营的排放,我想主要是指的大家可能更为熟知的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可以采纳三个主要办法。

第一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围绕这方面进行技术创新、流程优化等。我们看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很多企业都在推进。

第二就是使用清洁能源,这就包括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绿色的可再生能源。

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减排,其实主要指范围三减排,企业如何通过价值链上的合作,与企业的供应商以及合作方来共同减排。这里面也有几个减排要点。

第一点,打造绿色的供应链,需要大企业对供应商在绿色环保方面和碳减排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当产品生产出来以后,怎么样把它运输到消费者的手中,是否使用低碳或更绿色的途径和手段。

第二点,我们鼓励企业优化它的物流网络,以及采取更为绿色的运输方式。此外,企业还要注意原材料的取材如何更加低碳和绿色。

我举一个例子,在去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和国务院国资委以及中国商务部共同举办的虹桥经济论坛上,也是在第五届进博会期间,我们发布了一个全球企业合作的行动计划,题目叫做“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加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GDI for SDG)。我们聚焦的第一个视点就是在原材料的使用上,我们和国际竹藤组织以及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厦门航空、阿里巴巴、康师傅、百事、3M等中外企业共同发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倡议,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解决塑料污染的问题以及海洋生态中塑料垃圾的问题。

《21世纪》:目前中国加入SBTi(科学碳目标倡议)的企业相对较少,是否因为这给它们增加了经营成本?

刘萌:SBTi在中国的参与企业目前是310家。虽然这个体量能有更大的上升空间,但是要注意到一个很好的趋势,2022年和2021年相比,加入的中国企业已经翻了一倍。我相信很多企业界的朋友都了解,SBTi除了提交和制定减碳目标之外,还需要通过一个验证过程。2022年同期和2021年相比,通过验证的中国企业增加了两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本身就是一项自愿性的倡议,企业加入我们是自愿的,SBTi也一样,企业加入SBTi也是自愿的。所以,希望企业能够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诉求,来积极地参与。参与并不是目的,只是途径和手段。

SBTi还有一个特点,它遵照着中小型企业的实际诉求和成本上的考量,无论是目标设定还是验证流程,其实制定了更为简便的,从而便于中小型企业参与和加入。

《21世纪》:SBTi发布的企业净零标准包括了短期和长期不同阶段。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气候雄心企业加速器(CAA)项目”可以如何帮助企业制定不同阶段的目标?

刘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手把手辅导企业,告诉它什么是SBTi,然后你的行业基准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最佳实践和做法来设定类似目标。

当然,这里面肯定要根据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考量以及雄心水平而定,是希望在2030年还是2050年,抑或是2060年,甚至其他的时间节点,来达成这样一个目标,从而给予手把手的辅导。

目前,已经有50多家企业参与到这个加速器项目当中,我们欢迎更多企业的参与。就在今年6月份,我们会正式启动新一轮的气候雄心加速器(CAA),也希望通过媒体的渠道能让更多的企业了解,从这样的机会当中受益。

《21世纪》: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是ESG的首次提出者。你对当下第三方机构以及中外ESG评级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有何看法?

刘萌:ESG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社会、环境创造价值,我们要避免为了ESG而ESG。其实,ESG我把它看作一种工具、手段和途径,我们最终需要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盈利,同时为社会环境创造价值的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提出ESG之后,也提出了更为重要的方法论,那就是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是将ESG落地的,基于我们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准则的最大共识。因为十项原则来自为各国所签署通过并认可的联合国公约和国际标准,有广泛的会员国基础。同时,十项原则也直接地指导和指向,以帮助更多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在内,来推进我们全人类的目标,那就是SDG(可持续发展目标)。

《21世纪》:ESG人才培养需要具备哪些素养?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是否有相关培训计划?

刘萌:我不认为ESG应当被专门作为一个专业或者是领域来提出,我相信所有人都应当成为ESG的人才。因为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作为生产者、消费者,还是整个社会的一分子,都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也应当是融入到我们面向未来的劳动力、面向未来的人才里面的一个必备要素。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当我们不再谈ESG人才的时候,就已经说明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把ESG纳入到自己的无论是商业,还是生活、学习当中去。

刘萌: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平台上,我们很高兴看到很多合作伙伴,比如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以及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这样关于碳披露很专业的机构以及TCFD(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指南)等,就可持续披露方面都纷纷持续更新他们的标准和举措。

一方面,我们呼吁在标准上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推动并引领各国企业转向“高质量披露”是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我们对企业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或ESG报告、影响力报告、社会价值报告)已经不再做强制性要求,我们引导企业围绕在联合国框架下、依据更具指导性的可持续发展问卷进行实质性作答,无论对于企业本身,还是政策制定者、投资机构、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都会具有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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